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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章程 歷年十大考古發現名單
 
2006年十大考古發現
(以時代為序)
  經過對24個入圍項目的最終評選,由國家文物局指導,中國文物報社和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06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4月8日在京揭曉。一年一度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自1990年由創辦以來,已連續舉辦了17屆,產生了十分廣泛的社會影響,極大地推進了考古學科的發展、考古知識的普及和文物保護意識的培養,已經成為一年一度備受業內外關注的知名品牌。

1、云南富源大河舊石器洞穴遺址

時代:舊石器時代
發掘單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文物管理所、富源縣文物管理所
發掘領隊:吉學平

簡介:

  該遺址位于云南東部富源縣大河鄉茨托村海拔1743米的癩石山上,是個總長約35米的洞穴。2006年的發掘采用國際上通行的舊石器考古發掘方法,共獲得石制品1400余件,動物化石150余件,人牙化化石1枚。該遺址遺跡現象非常豐富,有人工墊石地面、火塘等。該遺址發現的人工墊石地面為西南地區首次發現。該遺址發現的石制品既有本地區文化的傳統特點,又有典型的歐洲莫斯特文化和勒瓦婁哇技術特點,是莫斯特文化在我國南方的首次集中出現。

  大河遺址文化層的年代為4.4萬年至3.6萬年,它的發現表明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發生于中國南方的時間早于中國北方。這或許意味著不同的交流路線。

專家點評:

  該遺址的各種跡象比較全面,既有人工遺跡,也發現石器有新的特點,加上有人牙,在發掘過程中還十分注意保護。

 

2、廣東深圳咸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

時代:新石器時代
發掘單位: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深圳市博物館
發掘領隊:李海榮

簡介:

  該遺址是一處典型的沙丘遺址。出土的遺存有新石器時代和商時期的,其中新石器時代的遺存最為重要。根據碳十四測定的數據,該遺址應距今7000―6000年。對它的考古研究,為珠江三角洲地區距今6000年前后至近7000年間考古學文化的分期、斷代樹立了一個重要的標尺。另外,距今7000年的遺物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區發現的、有準確測年的人類最早的遺物,這些遺物為探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古文化之源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發掘表明該遺址是當時規格很高的對周圍遺址有較強輻射力或者控制力的一個中心性聚落遺址,也是目前惟一一處可以比較全面地反映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考古學文化面貌的典型遺址。可以說咸頭嶺遺址是一把鑰匙,它是深入認識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考古學文化的關鍵之一,通過對該遺址的深入研究,有望為解決一些久而未決的嶺南史前考古問題提供重要的線索。

專家點評:

  其一,這個遺址在發掘中總結出來的一套沙丘遺址的發掘技術程序,比較好地解決了沙丘遺址固沙的難題,對今后沙丘遺址發掘水平的提高有借鑒作用;其二,它是推進珠江三角洲地區史前時代研究的重要發現。

3、河南靈寶西坡新石器時代大型墓地

時代:新石器時代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考古所、靈寶市文管所
發掘領隊:陳星燦

簡介:

  河南靈寶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帶,目前已發現的該時期大型遺址多集中在靈寶境內。為對仰韶文化中期的社會、經濟形態有更深入的認識,2000年至2006年,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了6次主動科學發掘和系統鉆探,發掘面積累計5000余平方米,歷年發掘均有重要發現。這些發現,極大深化了學術界對仰韶文化中期社會復雜狀況的認識。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建筑和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構成了該時期復雜社會的顯著特點。這些與中國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區迥異的特點,可能對中原地區的文明進程、對中國第一個王朝最終在中原的建立產生了重要影響。

專家點評:

  1958年曾發現過一個這樣的墓葬,但之后就再沒發現。這次考古的重要意義是:發現的是一個墓地,進一步證實了我們過去的推斷――這是一個 史前時代的重要變革時期。

4、廣東高明古椰貝丘遺址

時代:新石器時代晚期
發掘單位: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佛山市高明區博物館
發掘領隊:崔勇

簡介:

  為了加強廣明高速公路建設工程的文物保護工作,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去年9月起,對廣東高明古椰貝丘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經過近4個月的發掘,不但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還發現了包括稻谷等大量的植物遺存,填補了廣東史前考古的多項空白,取得重要收獲。

  古椰遺址東距西江約1.8公里,其東北部為南蓬山,西南部為圣堂山。西江支流高明河(滄江)經遺址南面流過。本次發掘區域分別為崗頂、緩坡、坡腳和農田,獲取的信息內容也有區別。崗頂區發現柱洞、灰坑等遺跡單位89個。緩坡區文化堆積已被大量的近現代墓葬破壞殆盡。坡腳區堆積最厚的分8層,發現了一處早期的活動面和一處唐代的路面。

  水田區是本次發掘的重點,海拔高度低于2.5米。文化堆積分7層,1層為現代表土層。2層為唐代文化層。3層為早商時期文化層。4層以貝殼堆積為主,文化遺物稀少。5層為黑灰色土,含大量貝殼,出土大量果核、木塊、竹片、動物碎骨等。陶器分泥質和夾砂。泥質陶較多,陶色為外表黑褐,內壁紅褐,亦有少量橙黃色等。紋飾以繩紋為主,少量刻劃水波紋、旋紋、半圓圜紋等。器形主要有釜、圈足盤、小口直領罐等。木質遺物有碎木屑、木條、樹枝等,有的木條有加工痕跡。竹片保存較好。動物骨骼主要為魚、鱉,亦有少量豬、鹿等。6層為黑褐色黏土,含大量腐殖物和小貝殼、小石螺等。貝殼直徑1—3厘米,分離出土大量腐殖物碎屑、陶片、碎骨和保存較好的樹葉。最重要的是出土了20多粒稻谷。陶器以夾砂繩紋陶為主,灰或灰白泥質陶的比例增加,器型有釜和泥質圈足盤等。7層為黑灰色黏土,含大量木塊、樹枝條和少量陶片、果核、碎骨等。3—7層的陶器具有明顯差別,表明本遺址的文化遺存具有分期的可能。

  出土遺物分為人工制品和動、植物遺存。人工制品有陶、石、木、骨器等。其中以陶器為主,陶器中多為夾砂陶,以釜為主。泥質陶主要是圈足盤、缽等。文化遺存分4個階段,分別與水田區的第3、5、6和7層相對應。第一階段的陶器均出自水田區的7層,可復原的陶器為陶釜和帶腰沿的陶缽等。陶釜為夾砂陶,敞口,球腹,頸腹結合處有一周明顯的抹痕,腹部施垂直或左上至右下的繩紋和橫向的弦紋或右上至左下的篦劃紋,這些特點非常明顯,在本遺址陶器上貫徹始終。陶缽為泥質陶,斂口,圜平底,腹部外側有一周較寬的腰沿,內部施醬紅色陶衣(彩)。圈足盤個體較大,足較高,上敞下斂呈盤口狀,飾2層弦紋、豎向刻劃紋和指甲紋等。第二階段為水田區的6層,器型有罐、釜、缽、缽形釜、圈足盤等。其中罐的變化不明顯,但器型較第一階段豐富,圈足盤內壁多見放射狀的刮彩,圈足也多有鏤孔。第三階段為水田5層和坡腳區的8層,可復原器物2件,最突出的特點是開始出一定數量的盤口器,同時也出鏤孔圈足盤,但數量很少。第四階段以3—4層和山崗坡腳區的6—7層為代表,陶器的器類趨于簡單化,主要以夾砂的盤口釜、罐類為主少見其他器型,但第四階段出較多的石器,與前3期有較大的區別。另外,人工制品中首次發現一定數量有加工和使用痕跡的木質工具。

  動、植物遺存主要出自水田區的6層。植物遺存為各種植物種子和稻谷,包括果核和堅果等,目前經初步統計,已經甄別出大于0.5厘米的植物種子20種以上,如橄欖、南酸棗、楝果和冬瓜子等。稻谷的個體超過20粒,大多沒有炭化。動物有淡水龜、鱉類和硬骨魚類,其中鯰魚科和鱸魚科等少量種屬可辨。陸生動物有野豬、鹿、牛、狗和亞洲象等。

  古椰貝丘遺址的主要收獲:第一、古椰位于三水盆地的邊緣,地理位置獨特。根據堆積層位及包含物特征,古椰貝丘遺址的遺存可分為早晚銜接、連續發展的4個階段,填補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早商以前的考古學編年體系的空白,是一個新的考古學類型,對于探討西江、北江、東江古文化遺存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完善本地區古文化譜系有重要意義。第二、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史前遺址中首次發現了稻谷,為研究本地區和嶺南稻作農業起源提供了新資料。第三、大量的動植物遺存的出土,為嶺南首次發現,為揭示珠江三角洲乃至嶺南地區食物的來源、結構,經濟的多樣性和古生態環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專家點評:

  貝丘遺址以前也有發現,但這次發掘并未局限于貝類,特別是采集到其他諸多動物、植物考古學的材料,在貝丘的類型上有了新的發現。

5、山西柳林高紅商代遺址

時代:商代
發掘單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呂梁市文物局、柳林縣文管所
發掘領隊:馬昇

簡介:

  該遺址在高紅村南的一座山梁上,這座山梁被東西橫貫柳林的三川河三面環繞,北鄰307國道。整個山梁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東、南部坡度較緩,西、北部陡峭。從上至下均發現有陶片。離河岸不遠有戰國、漢代陶片和灰坑一類的遺跡;在高處的緩坡上采集到的陶片屬商晚期。山梁頂部較平緩,當地人稱柿棗垣。垣上地勢西高東低,西部平坦;東部是漫坡地。據研究,晉西北、陜北高原一帶在商晚期可能為某政治集團的活動范圍。高紅遺址可能是該集團的權力中心所在。

  張忠培點評:該遺址的發掘進一步確認了過去零星的發現屬于哪種文化,確認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發現的遺址具有宮殿規模,這就增加了這種文化的內涵,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到這種文化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文明水準,已有了政權建設。這個發掘推進了這類遺存的進一步研究,使我們認識到當時商代的北面有一個強大的文化。

  另外,遺址中有大型的夯土建筑群表明這曾是宮殿,這非集團的力量不能做到,說明這里曾是一處政治集團的活動中心。這處遺址的發掘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呂梁地區的變遷提供了珍貴的線索。

專家點評:

  長期以來,在呂梁山區屢屢發現有著相似文化特征的商代晚期青銅器。這些青銅器出土地點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一直沒有發現與之相應的遺址。高紅商代基址的發現無疑為呂梁山區的一些晚商青銅器找到了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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