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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章程 歷年十大考古發現名單
 
2009年十大考古發現
  2010年6月11日,在中國文化遺產日主場城市蘇州,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代表國家文物局宣布了“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它們是:

1、河南新密李家溝舊石器-新石器過渡階段遺址

發掘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發掘領隊:王幼平

簡介:

  李家溝遺址2009年的發掘,發現了距今10500年-8600年左右連續的史前文化堆積。堆積下部出土有細石核與細石葉等典型的細石器遺存,上部則含繩紋及刻劃紋等裝飾的粗夾砂陶及石磨盤等。其早晚不同時期堆積的埋藏特點與文化內涵,以及共生的脊椎動物骨骼遺存等,均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點。早期尚屬舊石器時代末期的典型細石器文化,晚期則已經具備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特征。這一新發現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區從舊石器時代之末向新石器時代發展的歷史進程,為認識該地區及我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等學術課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學證據。
    細石器的發現顯示該遺址早期居民擁有十分精湛的石器加工技術。動物遺存的情況也說明狩獵大型食草類動物仍是李家溝遺址早期階段的主要生計來源。舊石器階段地層也有反映相對穩定棲居形態的大型石制品及人工搬運石塊的出現,應該是過渡階段新出現的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文化現象。
    新石器階段,在僅10平方米的發掘區內發現100多片粗夾砂陶片,絕大部分陶片的外表都有紋飾,部分陶片的質地較堅硬,顯示其燒成火候較高,已不是最原始制陶技術的特點。
李家溝遺址從地層堆積、工具組合、棲居形態到生計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區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進程的重要信息,比較清楚地揭示了該地區史前居民從流性較強、以狩獵大型食草類動物為主要對象的舊石器時代,逐漸過渡到具有相對穩定的棲居形態、以植物性食物與狩獵并重的新石器時代的演化歷史,展示了本地區這一階段歷史發展的特殊性。
  在南發掘區發現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14座房址和陶窯。房址基本是平面呈“呂”字形的前后室結構,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則為窯洞式,是目前所知關中地區最早的窯洞式建筑群。在房址和陶窯附近的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坯殘片和疑似制陶用的輪盤等。在北發掘區發現了仰韶文化廟底溝文化時期的聚落環壕。經初步鉆探,環壕內面積24.5萬平方米。在環壕西部發現門址一處。在其兩側的壕溝堆積中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質器物,大多成層分布,保存基本完好。眾多的出土器物中,鏤空人面覆盆形器、動物紋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殘陶器等均為國內同時期遺址中所罕見。
  從目前的發掘資料看,遺址南部為仰韶文化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區,而北部則是廟底溝文化的聚居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北段環壕內側接近溝邊的位置還發現有疑似墻基的遺存,由此考慮,該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廟底溝文化的城址。

專家點評:

  趙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2009年李家溝遺址發掘發現了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多個地層的堆積,絕對年代測定距今10300-8600之間。對于始終缺少華北地區兩個時代交替資料的學術界而言,這個發現期待已久。遺址舊石器時代晚期地層出土的石器具有華北舊石器晚期技術和類型組合的典型特征,但同時出土較多不便攜帶的大型石器和就地取材的大石塊,又意味著居民生活的流動性降低,開始出現新的生計內容。遺址上的新石器早期遺存是全新的發現,陶器特征很難同任何已知資料進行對比聯系,石器群中仍保留著部分細石器,但和舊石器晚期相比,制作技術以及整個石器群構成都發生了變化,綜合對動物遺存等資料的初步分析,也表明當時人們的生計活動內容有了明顯變化。進而比較兩個時期遺存內涵,一方面可以看出人們的取食活動、定居程度等方面的變化發展,另一方面,制作技術的變化,尤其是制陶業突然出現在當地,又意一了兩期文化之間未必是單線傳承,從而提出許多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話題。最后,遺址發掘區不遠處還有一處裴李崗文化遺址,地層分析,應疊置李家淘新石器早期地層之上。這便為日后田野考古尋找過渡期遺址提供了重要參考線索。綜上,李家溝遺址考古堪稱一項重大突破。隨著研究的深入展開,必將大大豐富舊、新石器文化過渡這一國際性重大學術課題的認識。

 

 

2、安徽固鎮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

發掘單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賈慶元

簡介:

    垓下遺址相傳為秦末楚漢戰爭的垓下之戰所在地,遺址主體地貌為一臺地。城墻內圈面積約15萬平方米。經過歷時3年的鉆探和發掘,發現城墻外有壕溝,城內有臺形基址、成片紅燒土堆積、窯址、水井、溝槽等。發掘證實,遺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漢代兩個時期,發現了保存較好的始筑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漢代增筑的城墻,還發現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初期排房、臺形基址、陶窯、墓葬;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初期及秦漢時期的灰坑、溝;漢代開鑿的大型水槽、水井;宋代墓葬等。出土各時期文化遺物共計約400件。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的發現是最重要的收獲,而建于北城墻頂部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多間排房、東城墻上的史前地震跡象、漢代的溝槽和其上的車轍等為發掘增添了許多待解之謎。
    垓下遺址是淮河流域一處重要的遺址,地處淮河流域中游,其遺存受到周邊文化的強烈影響。從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物看,它具備大汶口文化的普遍特征。但遺址中發現的白灰面排房、臺基等都是大汶口文化中極為罕見的,具有自身特點,與同區域蒙城尉遲寺遺址中的發現有較多類似之處,可能屬于大汶口文化的同一個類型。垓下城址作為淮河流域第一次發現的大汶口文化城址,雖然面積不大,卻是目前整個大汶口文化中最無疑義的一個城址,對于探索中華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它出現在遠離大汶口文化中心區的南部邊緣更是帶來諸多學術上的問題。

專家點評:

    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安徽固鎮垓下發現大汶口文化城址,這在淮河流域是第一次。同屬淮河流域與此距離并不很遠的龍山文化城址,已經發現了許多座,大致都位于北緯34°前后豫東南、淮北和蘇北的東西延長線上。不同的是,這個城址的年代比已經發現的龍山文化城址都早。從垓下出土的陶器判斷,它應該屬于淮北地區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尉遲寺類型。由于該類型的文化多位于自西北向東南流去的淮河諸支流的兩岸,大致又處于中原與海岱兩個文化區的交匯和碰撞地帶,所以文化面貌雖更多表現為大汶口文化的特點,又帶有淮河中上游中原腹地文化的顯著特點。
    由于垓下城址發掘的面積很小,雖然在城內西北角發現了臺形基址,上面還發現甕棺,但是對這個臺基和整個城址都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了解。一般說來,城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要建成城內面積約15萬平方米、墻基寬20多米的大型聚落,必需數量可觀的勞動力,這是任何一個史前聚落都難以做到的事情。垓下城址不僅比該地區最大的環壕聚落尉遲寺遺址要大,更遠超出面積在二、三萬平方米之下的小型聚落。垓下城址的發現,表明我們原來認為文化發展滯后的這個大汶口文化的『殖民地』,其文明化的進程已經啟動;淮北一帶數量眾多的聚落、聚落群和聚落的等級分化,證明我們對這個地區的史前文化發展程度還缺乏足夠的認識。

 

3、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

發掘單位:南京博物院、張家港市文廣局、張家港博物館
發掘領隊:周潤墾

簡介:

    位于張家港市金港鎮南沙街道辦事處東山村內的東山村遺址,兩次發掘總面積為2000多平方米。揭示了一處崧澤文化時期的聚落,有房址和墓地。尤其是首次在長江下游揭露了崧澤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級大墓。
    東山村遺址崧澤文化早中期高等級大墓,與一般小墓實行分區埋葬。這種分區埋葬現象,在長江下游甚至在全國都是首次發現。墓坑規模大,隨葬品總數多,9座高等級大墓的隨葬品總數為385件。隨葬陶器器型除了鼎、豆、壺、罐等基本組合外,普遍發現有厚胎大口缸、陶鬻等,大口缸有的高達85厘米。有的墓葬內出土有陶簋、背壺等。多數墓葬隨葬有大型石鉞、長條形石錛,可能具有禮器的性質,代表軍權或王權。隨葬的玉器多,種類有璜、璦、鉞、鐲、塊、環、管、珠、墜、鑿等,另外還出現了一些新造型的玉器,如環錐形玉飾、鑰匙狀玉飾、“G”形玉飾、魚鉤形玉飾、帶柄鉞形玉器等。
    東山村遺址首次在長江下游地區發現崧澤文化早中期高等級大墓,填補了崧澤文化時期沒有高等級大墓的空白,為良渚文化高度的社會文明找到了源頭。對研究長江下游地區史前文化的交流也提供了難得的新資料。崧澤文化早中期大墓與小墓的分區埋葬以及大房址的出現,證明至少在5800年前后,社會已有明顯的貧富分化,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

專家點評:

    陳星燦(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東山村遺址讓我們對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水平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該遺址主要的遺存是崧澤文化時期的,遺址面積大,墓葬有等級差別,小墓、大墓分屬不同的區域。27座小墓總共才隨葬140多件器物,而有的大墓一個墓就隨葬56件器物。從埋葬方式和頭向分析,雖然年代有早晚之剮,但墓葬主人顯然屬于一個群體。隨葬品雖有多寡之分,但大小墓的主人顯然也應該屬于一個群體。不僅如此,從葬式、墓向和墓葬之間少見打破關系等特點判斷,該遺址馬家浜文化與崧澤文化居民之間也可能是連續發展的某種共同體,這不僅說明東山村居民曾在此長期定居,也說明其社會分化程度在崧澤文化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東山村崧澤文化早中期大墓,不僅發現大量成組的陶器,還發現了眾多的玉器、石器等,M99還發現石鉞多件,不少大墓還隨葬長形石錛;石鉞和石錛恐怕都是儀仗武器,顯示基主人生前擁有非凡的權威。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在包括黃河、長江和西遼河在內的許多地區,都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化。城墻高聳,祭壇林立,大型墓葬相繼出現在許多地區,中國核心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明顯加速,早期中國的雛形呼之欲出。東山村崧澤文化早中期大墓的發現,使我們看到這個不斷加速的歷史進程在長江下游可能遠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這為我們理解長江下游地區高度發達的良渚文化提了寶貴的實物資料,也為高度發達的良渚文明找到了源頭。

 

 

4、內蒙古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

發掘單位: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曹建恩

簡介:

    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坐落于赤峰市紅山區文鐘鎮二道井子村,占地面積約3萬平方米。自2009年4月始,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組隊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目前已揭露面積5200平方米,清理環壕、城墻、院落、院墻、房址、窖穴、墓葬等遺跡單位300余處,出土陶、石、骨、銅、玉器及毛、草編織物等1200余件。
    考古勘探和發掘的結果表明,二道井子遺址由圍繞城址四周的環壕、城墻和城內建筑遺跡構成。遺址內有2座半地穴房址和147座地面式建筑,除少量房址存在祭祀功能外,其余大部分房址均屬于實用功能的居住建筑。房址周邊散落窖穴149座。遺址出土陶器以筒腹鬲、鼓腹鬲、罐型鼎、豆、罐、三足盤、大口尊、甕、小陶杯等為大宗;石器數量巨大,有斧、刀、鏟、鏃、錛、餅、球、槽、臼、杵、磨盤及磨棒等;骨器有磨制精致的鏃、錐、鏟、針、笄,另還見有為數不少的卜骨。
    二道井子遺址文化內涵單純,文化堆積深厚,建筑遺跡保存完整,是目前發現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保存極佳的“地面”為研究不同遺跡之間的共時關系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環壕、城墻、院落、房址、窖穴、道路等建筑構成的聚落,為探索當時的聚落形態及社會組織結構設立了新的平臺。多層疊壓的房屋預示這一遺址存在著早晚相互銜接的不同時期的聚落,由此可以考察同一遺址不同時期聚落形態的變化,進而復原整個遺址從修建至最終廢棄的過程;采集的土樣及出土的碳化有機物質也可為探索當時的經濟形態、自然環境及入地關系提供有益證據。

專家點評:

    朱延平(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文鐘鎮的二道井子遺址位于老哈河西側,占地3萬平方米,經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9年的發掘,了解到這是一處外圍建有土壕和夯土城墻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坡崗型遺址。已揭示出100多座地面起建的房址,許多房址三兩成組,圍蔽于院落中。尚有灰坑和埋葬遺跡,并出土了陶、石、骨、蚌、鋼等各類遺物。在已發掘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中,這是保存最為完好的一處。如此之多的土質遺跡被逐一清理出來,這在國內同時期的遺址中也是少見的。通過這批彌足珍貴的田野考古資料,可清楚地了解當時建筑技藝所達到的水準,更可通過道路和院落等遺跡確認相關遺存的共時性,乃至探索整個遺址的布局結構,對當時的社會亦可做出一定的解讀。同時,在老哈河以西的區域,以往所見規模較大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坡崗型遺址往往被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疊壓和破壞,而二道井子遺址則無此類現象,這一『例外』當反映了該遺址在夏家店上層文化先民心目中的某種特殊性。總之,二道井子遺址的發掘為深入研究燕山南北地區的古文化提供了新的認識起點。

 

 

5、山東高青陳莊西周遺址

發掘單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鄭同修

簡介:

    在南水北調東線山東段建設工程中,自2008年10月~201O年1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高青縣陳莊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目前已發掘面積達近9000平方米,發現西周早中期城址、西周貴族墓葬、祭壇、馬坑、車馬坑等重要遺跡,出土大量陶器及較多的骨器、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在許多方面填補了山東周代考古的空白。西周城址是這次發掘的重要收獲,時代屬西周早中期,是目前山東地區所確認的最早的西周城址,也是魯北地區目前所發現的第一座西周城址。另一重要發現是位于城內中部偏南的夯土臺基。由其結構和所處位置,初步判斷其與祭祀有關,或為“祭壇”,此為山東周代考古的首次發現,在全國這一時期也十分罕見,為研究周代的祭祀禮儀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這次發現的一批大中型墓葬,由其墓葬規模和隨葬品的情況來看應屬于西周時期的貴族墓葬。其中兩座帶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屬于西周時期高規格的貴族墓,對解讀該城址的地位與屬性可能具有重大意義。墓葬出土銅器上的銘文內容也表明其與齊國有直接的關系,尤其是銘文中的“齊公”字樣,為金文資料中首次發現,對研究早期齊國的歷史具有重要價值。此外,此次發掘還發現了山東地區首例西周刻辭卜甲。陳莊遺址的考古發掘在許多方面填補了山東周代考古的空白,是半個世紀以來山東周代考古特別是齊國歷史考古的突破性進展。

專家點評:

    許宏(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員)
    眾所周知,西周王朝采用『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左傳》)的策略,通過分封建立起了大量臣屬于周王朝的諸侯國。西周大分封,奠定了古代『中國』的基礎,同時也導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城市(都邑)建設高潮的到來。
    遺憾的是,我們對這次城市(都邑)建設高潮的了解,更多地還限于文獻記載,而缺少考古學的印證。各地所發現的西周前期城邑屈指可數。
    如果眾多的『山東之最』,填補多項山東周代考古空白的分析還不足以使你印象深刻的話,請把高青陳莊西周遺址的發現,放到波瀾壯闊的西周大分封的歷史視角下來看,可能就會更明晰它的意義之所在。
    雄踞東方的齊國,是周王朝開國功臣姜尚(姜太公)的封國。它的都城臨淄以經濟繁榮、文教發達而著稱于世。但定都臨淄,是距周初始封近200年之后的事了。之前的齊國史,撲朔迷離。始封地與早期都城在哪兒,文化面貌和禮樂制度如何,都是霧里看花。
    這也就難怪當山東高青陳莊發現了西周前期的夯上城址、包括甲字形大墓在內的貴族墓葬、祭壇,(車)馬坑、帶有『齊公』字樣的有銘銅器、刻辭卜甲等等重要遺存時,一貫矜持的學術界也興奮起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陳莊遺址地處齊國近畿地區,如此高規格的遺存集中出土,使人有理由把它們與齊國早期權力中心的活動聯系在一起考慮。
    對這一遺址的定性,學界當然會有不同的認識,但匆席置疑,這一發現揭開了早期齊文明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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