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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章程 歷年十大考古發現名單
 
2012年十大考古發現
  經過一天半的演示匯報和評委評議投票,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于4月9日揭曉。

1、河南欒川孫家洞舊石器遺址

發掘單位: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欒川縣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發掘領隊:史家珍

簡介:

  欒川孫家洞舊石器遺址位于洛陽市欒川縣欒川鄉灣灘村哼呼崖的斷崖上。2012年5~10月,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報請國家文物局批準后,聯合欒川縣文化廣播新聞出版局開始對該洞穴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此次發掘發現有古人類化石、石制品、大量的動物化石和動物糞便化石等。
  孫家洞遺址位于秦嶺以南、淮河以北,地理位置獨特,處于中國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線上,是氣候和自然環境的過渡地帶,該區域是人類遷徙演化和動物群交流的通道,對于研究過渡區域動物群面貌、動物地理區系演化、古環境變遷和南北方古人類文化的交流有重要作用。
  孫家洞遺址出土的中更新世時期古人類化石對于近年來國際古人類學界直立人演化和現代人起源的研究有著重要作用,也為研究古人類的個體發育及系統演化問題提供了化石依據。
  動物化石的大量發現和研究不僅有助于遺址周邊區域古環境的分析與重建,同時通過現代埋藏學和動物考古學方面的深入探討,為研究古人類生存模式、棲居形態以及群體組織等國際動物考古學熱點問題的探討做出積極貢獻。

專家點評:

  伊弟利斯·阿布杜熱蘇勒:河南欒川孫家洞舊石器遺址主要發現了6顆人牙化石,是河南省境內發現的第一個含古人類化石的洞穴遺址,填補了中原地區在洞穴中發現古人類的空白,是一處內涵豐富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丘剛:該遺址文化堆積有序,出土遺物豐富,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為考古學、人類學、古生物學、地理學等諸多學科提供了重要的材料。“直立人欒川種”是研究東亞地區人類起源及演化的重要新材料。遺址中出土的幾十種脊椎動物化石有望成為中國境內重要的動物化石群之一,對研究華北乃至中國第四紀古生物的演化、古氣候古環境的變化等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2、江蘇泗洪順山集新石器時代遺址

發掘單位: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泗洪縣博物館
發掘領隊:林留根

簡介:

    順山集遺址位于泗洪縣城西北梅花鎮境內重崗山北麓坡地之上。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泗洪縣博物館于2010、2011、2012至2013年初對其進行了三次發掘,確認其為一處距今8000年的環壕聚落,遺址總面積達17.5萬平方米。清理出包括92座新石器時代墓葬在內的一批重要遺跡與遺物。
    順山集一二期文化遺存,在環壕聚落、圓形地面式房址、使用磨盤磨球等生產工具、種植水稻等方面具有鮮明的文化特色,具備固定的陶器組合、自身獨特的文化面貌、明確的時代分期和特定的分布范圍。順山集一二期文化遺存與后李文化、裴李崗文化、彭頭山文化等有一定的聯系。一二期遺存出土碳化稻經碳十四測定,距今約8100~8300年。三期遺存具有若干跨湖橋文化、城背溪文化及皂市下層文化等因素,年代亦相當,距今7000年前后。
    順山集遺址的發現與發掘是近年來淮河中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偏早階段考古的重大突破,它的發現,為我們進步認識和厘清該區域史前文化譜系、探索中國東部地區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新的實物材料和契機。大型環壕聚落的發現,填補了淮河中下游地區該時期環壕聚落考古的空白。同時為探討該區域史前環境變遷、種群遷徙及人地關系等諸多問題提供了新線索。

專家點評:

    宋建:該遺址代表了一支新的并且十分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在時間上把江蘇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向前推了一大段;在空間上,位于淮河下游,是研究淮河流域新石器文化譜系的重要新發現;文化內涵比較單一,基本上沒有被晚期嚴重破壞,十分難得;在周邊還發現多處年代和文化屬性相同的遺址,構成一個遺址群,為開展這一區域的聚落形態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高蒙河:遺址所出距今七八千年的環壕聚落和大量遺物,填補了淮河下游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存等發現和研究的空白,對中國東部地區、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等廣大區域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價值和意義,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前期的考古學文化研究將會產生重要的學術影響。
    楊晶:該遺址是目前已知淮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填補了蘇魯豫皖交界地區距今7000~8000年這一時段史前考古學文化的空白。

 

3、四川金川劉家寨新石器時代遺址

發掘單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壩州文物管理所、金川縣文物管理所
發掘領隊:孫智彬

簡介:

    劉家寨遺址是近年四川新發現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位于阿壩州金川縣二嘎里鄉二級階地劉家寨,2011年9~11月、2012年5~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阿壩州、金川縣文物管理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全面揭露,計3500余平方米,共清理灰坑278座、灰溝1條、房址20座、窯址26座、灶12座、墓葬2座。出土大量陶片、動物骨骼、石制品。
    劉家寨遺址早期層位文化面貌與甘肅東鄉林家遺址、大地灣、師趙村遺址的同期遺存相近;晚期層位中部分陶器體現半山文化因素。不過,與之相比,劉家寨遺址未見彩陶尖底瓶、寬沿盆、陶刀等,卻有小型直筒罐、戳印圓圈紋陶器、多孔石刀等,是為自身特色。
    多學科、多方法結合的科學發掘促成劉家寨遺址人工、自然遺存豐富程度遠超川西北地區已發掘的同時期遺址,這對深入研究馬家窯文化地方類型和分布區域諸問題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遺址晚期出現壺,且部分尖底瓶底明顯可見套接工藝,對研究彼時由瓶向壺演變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遺址位于大渡河上游,為橫斷山區文化交流、傳播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對構建四川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起到標桿作用。

專家點評:

    李水誠:這是一處范圍不大但出土物豐富而且十分重要的遺址,對探索史前時期東西南北之間的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首次在川西北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一線發現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馬家窯文化,將這一文化的分布范圍進一步擴展至大渡河上游的甘青川接壤一線;不僅證實了自甘南至川西北地區史前文化的交往線路,并以考古實物確認了這個史前通道的創始時間在距今五千年上下;其地理位置暗示這一區域與青海東南部及黃河上游一線存在可能的文化傳播孔道。
    于志勇:該遺址是四川境內一處極為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為研究當地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學文化及交流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4、陜西神木石峁遺址

發掘單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神木縣文體局
發掘領隊:孫周勇

簡介:

    2011年,陜西省、市、縣三家單位組成聯合考古隊對神木石峁遺址開展了區域系統考古調查,發現了保存較好的石砌城墻,以及城門和疑似“馬面”“墩臺”“角樓”等城防建筑。2012年的復查確認了石峁城墻保存基本完整且大致可以閉合,并構成由“皇城臺”、內城和外城三個層次組合的石峁城址,城內面積在400萬平方米以上。
    2012年重點發掘了外城東門址,揭示出一座體量巨大、結構復雜、筑造技術先進的城門遺址,包含內、外兩重甕城、砌石夯土墩臺、門塾等設施,出土了玉鏟、玉璜、壁畫、石雕和陶器等龍山晚期至夏時期的重要遺物。外城東門位于外城東北部,門道為東北向,由“外甕城”、兩座包石夯土墩臺、曲尺形“內甕城”、“門塾”等部分組成,這些設施以寬約9米的“『”形門道連接,總面積約2500余平方米。從地勢上來看,外城東門址位于遺址區域內最高處,地勢開闊,位置險要。
    石峁遺址系目前國內所見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它的發現為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對進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國”框架下的中國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專家點評:

    嚴文明:近年在陜北發現一大批新石器時代遺址,說明當時氣候條件比較好才會有發達的新石器文化,其中心就是神木石峁。從出土遺物看,可能與山西中部陶寺文化有較密切的關系,對之后的二里頭文化也有一定影響。希望能切實保護,還要進行有計劃的勘探和重點發掘。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必將收獲更加重大的成果。
    劉緒:神木石峁龍山至二里頭文化時期山城遺址的發現,無論規模之大,建筑之精,保存之佳以及內涵之豐富,在同時期遺址中都是非常罕見的。為探討中華早期文明提供了難得的材料,其所在位置具有特殊的意義。
    劉斌:該遺址以往出土的良渚文化等玉器對于了解中國傳說時代三皇五帝的民族大融合的歷史,對于了解中華文明從多元到一統的發展史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郭偉民:石峁遺址是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發現,雖然它的建造方式、布局、功能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古工作去落實,但目前已經揭露出的相關遺存已經顯示出這個遺址的內在魅力,相信它在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中曾扮演過重要角色。

 

5、新疆溫泉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館、溫泉縣文物局
發掘領隊:叢德新

簡介:

    阿敦喬魯遺址及墓地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2012年6~9月,由阿敦喬魯項目組對遺址和墓地進行了大面積的發掘工作,共發掘了3座相互連屬的房址和9座墓葬。全部發掘面積近1500平方米。獲得了一批陶器、石器、石人以及銅器小件、包金耳環等珍貴遺物。
    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是近年來新疆發現的重要的青銅時期的遺存,其年代測定為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7世紀,屬于青銅時代早期,填補了新疆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的空白,為揭示出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的具體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的材料。
    從遺跡的建筑規模及建筑特色等方面看,阿敦喬魯遺址很可能是博爾塔拉河流域具有中心性質的祭祀或舉行重要儀式活動的場所,顯示出了很高的文明程度。
    阿敦喬魯考古工作的意義還在于首次在新疆確認了相互關聯的早期青銅時代的遺址和墓地的共時性,為探索歐亞草原地帶的古代社會發展階段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顯示了其在西天山乃至中亞地區早期青銅時代遺存中的重要位置,提升了對新疆及中亞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深度和廣度的認知。

專家點評:

    陳同濱:新疆溫泉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的發現,為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的具體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的材料,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直接揭示了西天山地區與中亞七河流域的關聯,在地區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希望考古研究進一步就石圍建筑群和石圍石棺墓的形制淵源與傳播范圍開展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水濤:新疆西北部地區過去對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存雖有一些零星的發現,但是并未做過系統的考古發掘。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博拉提三號墓群的發掘揭示了這一廣大區域內距今3500~4000年前后的文化面貌。特別是大型石構建筑遺跡與墓群相互關系的確認,為這一地區若干石構建筑遺存的斷代樹立了標尺,為全面認識早期游牧民的經濟生活方式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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